#黑龙江# #黑龙江# 马占山再度抗日,率队途经讷河。当时讷河的驻军是徐宝珍,一天,听说马主席要在讷河检阅军队,地点在西门内小学操场。群众前去观看。当时场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,场内全是荷枪实弹排列整齐的等候检阅的军队。时间不大,来了一大队骑兵,前面是卫队,当中有一个骑白马,个子不高,留着黑胡,身着戎装的很威武的军官,他就是马占山。徐宝珍带队来到场内,这时军号齐鸣,马占山频频举手致意,绕场一周后即开始训话。
大意是:我东北被日寇侵略,人民遭受涂炭,爱国军民要团结起来,奋起抗战,坚决把日寇打出中国去。
吉林舒兰任课37年,没有晋上副高,到手5300,现在要退休了。
坐标吉林松原前郭,30年工龄,4780元。
我苏北,每月打卡六千五,绩效一万五。工作二十四年。
黑龙江大庆市肇源县农村中学,1996年参加工作,中学一级教师,工资实发5270,开13个月工资。
黑龙江望奎县城,教龄29年,到手工资4894,无车补,绩效。
黑龙江齐齐哈尔初中高级教师,教龄27年,打卡5300、绩效528、公积金2160。
我是甘肃天水二级,十年打卡2800,不知自己这些年怎么活过来的。
哈尔滨,中高七级,42年教龄,应发9800元,扣除两险一金和个税,每月到手7400元。最不合理的是,已经晋中高十三年了,早该中高五级,可还是停在七级,气人不?估计来年退休之前也就是七级了。
我是黑龙江农村,工作37年退休工资5300。
黑龙江讷河教师工作三十年,中级职称十六年,工资4850。
广东雷州市乡村教师30年教龄打卡工资5500另外山区绩效1000多。
坐标:广西南宁五象新区,教龄36年,小学一级教师,月到手4828。
我,河南濮阳学前教育工龄32年,打卡工资3509元,中小学一级职称。加上绩效工资1万5千多点,一年也就6万。
福地正博,1938年3月出生于日本青森县。1943年,他的父亲福地正造率全家来到中国黑龙江省内河县参加了开拓团。1945年7月21日,关东军将已经35岁的福地正造征入部队,此时离日本投降只有26天。
日本投降后,福地正博的母亲领着全家随开拓团向南徒步逃跑。途中,他们带的钱花光了,带的东西也卖的卖、扔的扔。到了11月,难民们在一所空房子里住下来。当时,东北的天气很冷,他们还穿着单衣服,又没有吃的,传染病很快在这群逃亡者中蔓延开来。
很快,福地正博2岁的弟弟、4岁的妹妹、6岁的弟弟和母亲相继得病去世,五口之家就剩下他一个人。
1946年1月,福地正博随着难民,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继续向前走。他们走到一座县城住了几天,后来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,住在龙华路民航大院,这是专门成立的临时收容所,集中了100多大多身患重病的日本难民。当时,福地正博也病得只剩一口气了。
3月5日,收容所来了一位中年妇女,看到福地正博病重的样子十分难过,便问他不愿意到她家去。难民们劝福地正博说:“去吧,到中国人那里把病治好了,就留条命。”
后来,这位妇女成为福地正博的养母,她叫安淑卿。他的养父叫王玉山,那年已经52岁,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。他们给福地正博取了一个中国名字,叫王久德。
当时,王玉山家生活困难,只靠他摆小摊维持生活。夫妻俩虽然吃不饱、穿不暖,却东挪西借地为福地正博求医治病。在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下,福地正博的病终于好了。他的身体康复后,1947年又重返小学读书。
解放后,学校成立少先队的时候,他是第一批队员,先当中队长,后当副大队长。他上中学后,一直享受一等助学金。高中时,他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。1958年,他还是齐齐哈尔市的唯一学生代表,光荣出席了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,受到省政府的奖励和表彰。
1959年,他考入黑龙江工学院(现在的哈尔滨科技大学),学习机械制造工艺及设计专业。第二年,他光荣入党。
1964年,他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,先后担任系辅导员、系书记、教务处长、副校长、校党委书记。
他在大学读书时享受一等助学金,学习和生活费用基本够用,但养父母每月还是给他寄些零花钱。他毕业后,开始每月工资42元,除吃穿花销外,把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去。养母一再来信叮嘱他,说他一个人在外不容易,家中不需要他的钱,但他还是坚持每月往家寄钱。
后来他才知道,当初寄回家的钱,养父母一分也未花,全部积攒起来,在他结婚时全给他捎了回来。看着这些钱,他难过地流下热泪,多么伟大的中国母亲啊!于是,他在结婚之后,仍坚持每月给老人寄去20元钱,以表寸心。
1966年,王玉山去世。当时福地正博正在挨批斗,但还是请假回到齐齐哈尔,为养父送了终。
关于福地正博的日本孤儿身份,不仅他本人知道,他的老师、同学、同事也都知道。但是为了不伤害养父母的感情,他从来不提这事。
1972年,中日邦交正常化后,许多在华日本孤儿赴日寻亲。为了报答中国养父母的恩情,在二老生前,福地正博一直没有向组织提出寻找生父的要求。
1985年,为了加强学术交流,学校邀请日本消防协会常务副会长德田正明为兼职教授。德田从其他同事那里知道福地正博的事后很激动,既愿意助他寻找生父,也对他的养母深怀敬意。
1989年3月,德田再次来学校讲学,当时安淑卿刚过世。由于养父母均已去世,这时,福地正博寻找生父的愿望才日益强烈起来。在他的拜托下,德田回日本后,很快找到福地正博的老家,发现福地正博的生父福地正造仍然健在。
原来,福地正造曾在1981年、1984年,两次来中国找儿子,先后到过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讷河、伊拉哈等地査询,都没有线索。在哈尔滨,他还到过与学校一墙之隔的黑龙江大学,也没找到儿子。临走时,他还给黑大日语系一位女同学留下4万日元,登报寻找儿子;还通过日中友好协会协助査询,均无结果。
福地正造以为福地正博和母亲、弟弟、妹妹一样,早已不在人世。听了德田的介绍,他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给福地正博寄来了旧时的照片。当看到父亲和自己儿时一起拍的照片时,福地正博十分激动,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1989年9月,德田来函邀请哈尔滨科技大学派代表团赴日,参加日本全国青少年消防大会,并借此安排福地正博与生父见面。福地正博终于回到阔别40多年的家乡,父亲一见他便痛哭失声,激动地说:“你养母这么伟大呀!对战败国的子女能这样关怀备至,真不容易啊!”
不久之后,福地正博结束了学术交流,回到中国。此后,他父亲多次来信,劝他回日本定居,并给他办好了一切定居手续。
但是,福地正博的日语早就忘光了,语言不通,生活也不习惯,很难发挥自己的作用。而且,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又需要自己,便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好意,留在了养育他的中国。